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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孩子的線下培訓班關了。”9月初，作為一位“海淀媽媽”，李靜（化名）在朋友圈發布了一條信息。

在“雞娃”成風的北京海淀區，李靜是一個異類，因為她給正在上小學的孩子報的課外培訓班非常少，但“雙減”仍然給她帶來了沖擊。

另一位孩子正在上初二的“海淀媽媽”肖麗（化名），對于“雞娃”有更多心得，她此前曾經一年為孩子培訓投入十余萬元，在小學的時候，英語參加過KET、PET培訓，語文參加過葉圣陶杯、春蕾杯，數學也參加過各種杯賽。

此次“雙減”落地，她發現孩子的作業明顯減少，有時晚上9點多鐘就能夠寫完，但她并不打算放松“雞娃”的腳步。

“我覺得‘雙減’的初衷是好的，但作為我們這種父母，其實還是該干什么干什么，因為真正決定我們對孩子學業規劃的是中高考，是將來的升學率，政策左右不了我們選擇課程的方向和數量。”肖麗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雙減”治理校外培訓機構，最多只能消除部分教育“劇場化”因素（即一個人在“雞娃”，其他人也會跟隨），但如果教育評價體系不改，家長為讓孩子進更好的高中，更好的大學，那“雞娃”的因素并沒有消失，反過來有的家長會變得更焦慮。

“雞娃”遭遇急剎車

肖麗可謂“雞娃”的佼佼者。

她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并沒有詳細計算過一年給孩子培訓的投入，但肯定不會低于七八萬元。有些關鍵時期，比如“小升初”的階段，一年需要花費十幾萬元。

“一年十幾萬也不是一筆小錢，但是海淀的家長身處在漩渦當中，幾乎身邊的每一個家長都這樣去‘雞娃’，和人家的投入相比，我們不算什么。”肖麗說。

她對于周圍海淀家長的“雞娃”程度心中有數：有的家長在孩子上小學的時候，每一天課后時間和周末都報了培訓班，導致一周培訓班數量會達到10個左右。

“平時上5個培訓班，周末一天安排2-3個培訓班，這是我知道的極端案例，一般不會這么多。正常來說，海淀家長一般會給孩子報語文、數學、英語和藝術四個培訓班，加一個孩子喜歡的體育類，比如籃球，也就是一周5-6個培訓班挺普遍的。”肖麗說。

多的時候，肖麗會給孩子報上六七個培訓班，每一個培訓班的費用一年都超過一萬元。最終，她“雞娃”成功，孩子考入了“海淀六小強”（即人大附中、首師大附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101中學、十一學校這六所學校）里的實驗班。

不僅“海淀媽媽”會“雞娃”，很多“海淀爸爸”也加入到“雞娃”的行列。

胡昀峰（化名）的孩子讀初中二年級，他的孩子在上小學的時候，考過英語PET證書，參加過奧數競賽。

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小升初”一般是就近入學，但是有一些特別好的學校會通過一些渠道進行“點招”，看重孩子的證書和競賽的名次，因此他也為孩子報了相應的培訓班，但沒有拿到能夠直接進重點初中的名次。

最終，胡昀峰的孩子進入“海淀六小強”一所分校入讀，學習成績在年級排名前20位。

他表示，曾經給孩子報過不同的培訓班，主要是數學和英語，不過從初一的下半學期起，給孩子報的培訓班開始逐步減少，因為學校老師抓得很嚴，作業量很大，孩子已經沒有時間上課外培訓班。

不過，在“雙減”之后，肖麗和胡昀峰的孩子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影響。

肖麗表示，“雙減”之后她發現孩子作業減少很多，尤其是英語大幅減少，上課的進度也變得慢一些。“我的孩子和我說，一星期才講了一課書，和初一的時候完全不一樣。另外，初一到初二的分班考，這個學期也取消了，班也不分了。”

胡昀峰梳理了孩子的課程表：早上6:30起床，7:00去學校上課。下午5:30之后回家，6:30開始做作業，一直學習到晚上11點左右。

“現在作業整體來說減少了，另外據說要取消月考，但因為現在開學才大半個月，學校說要取消，我沒法確定是不是最終會取消。”胡昀峰說。

相對來說，孩子同樣在“海淀六小強”上學的周弘哲，發現孩子的作業量減少幅度超過一半。

周弘哲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原來他的孩子每天作業得三小時左右完成，回家還需要家長打印很多作業，現在不用家長打印作業，作業量也減少了一半甚至更多，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

部分家長急尋“一對一”

在減少作業量之外，是否參加學校課外服務，也成為“雙減”之后很多海淀家長考量的重點。

一位海淀家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部分學校此前要求孩子參加下午三點半到五點半的課后服務，一些家長對此并不滿意。

9月17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對近期家長和社會關注的有關“雙減”的熱點問題作出回應。

他表示，北京要求學校提供覆蓋周一至周五、下午3:30到5:30時段的課后服務，但家長可以根據自己孩子的生理特點、年齡特點和家庭條件進行有針對性的選擇，并不是“一刀切”地要求每個學生都必須參加到5:30或者每天都要參加課后服務。

李奕指出，家長與學校保持溝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家長要根據自己孩子的特點，和學校的學科老師、班主任做充分的交流，先嘗試在校內解決學科輔導需求。另一方面，希望家長借著交流機會，與老師一同細致診斷自己孩子的優勢和劣勢。

“現在的情況是下午三點半可以下課，但必須提前和老師打好招呼。我還在觀察兩個小時課外培訓的效果，目前來看待在學校似乎也不錯，主要就是做一些活動，加上寫作業。”上述海淀家長表示。

熊丙奇指出，學校教育、課后服務很難滿足家長的個性化需求，尤其是一些薄弱學校的課后服務，想把學生留在校園很難，課后服務本來就應該尊重家長和學生的自主選擇，要提高課后服務質量，必須加強師資建設和課程設計。

除了課后服務之外，很多海淀區的學校還提供留校自習等服務。但對于肖麗來說，她沒有讓孩子留校自習的打算。

“我的孩子需要上課外班，他上課的時間一般是晚上六點半開始，到八點半或者九點。”肖麗表示。

由于給孩子報了“一對一”和小班的補習，這次“雙減”對肖麗的孩子培訓的影響很小。“我的孩子不是在機構上課，是跟著老師補習，從小學開始就跟著，已經三四年了。平時晚上或者周末都有上課，老師講得挺好的，都是在線上上課。另外，暑假我給孩子報了生物的‘一對一’補習。”

但對于周弘哲的孩子來說，此次“雙減”在培訓上的影響不低。此前，他的孩子都是在學校附近上培訓班，而且都是周末上課。但“雙減”政策規定，校外培訓機構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這意味著周弘哲的孩子的課外培訓時間需要調整。

9月21日，北京市教委印發《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于檢查線上學科類培訓機構發現問題的通報》（京教函〔2021〕486號）指出，某機構存在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暑假組織學科類培訓，培訓結束時間晚于21點，違規售賣境外外籍人員的培訓課程等問題。相關部門已多次提醒提示，但整改不到位。

“我們現在還在上線上的課程，感覺效果還湊合，等到初三還要再看一下效果，有些科的成績還需要再抓緊一點，有可能自己給孩子補習，或者再上一些培訓班。”周弘哲表示。

此外，周弘哲還了解了“一對一”的市場行情，但高昂的收費讓他望而卻步。他表示，和孩子同一個班的家長，在一些培訓機構關閉之后，現在不少家長通過熟人緊急尋找“一對一”培訓，好的老師費用一般是1000元/小時，最少的也需要700-800元/小時。這一價格甚至較此前有一定上漲。

一份2021年初北京某機構“一對一”特級教師的收費標準顯示，初一到高三的收費在520-730元/小時不等。

9月8日，教育部印發《關于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提出對違反培訓主體有關規定，證照不全的機構或個人，以咨詢、文化傳播、“家政服務”“住家教師”“眾籌私教”等名義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對在居民樓、酒店、咖啡廳等場所，化整為零在登記場所之外開展“一對一”“一對多”等學科類培訓等，應依法依規予以查處。

目前，多地也在紛紛落實對于違規“一對一”“一對多”等學科類培訓，“住家教師”等的打擊。比如，海南省教育廳日前發布《關于組織開展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專項整治活動的通知》，決定開展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專項整治活動，堅決查處學科類校外培訓隱形變異問題。

熊丙奇指出，治理了公開的校外培訓機構后，培訓轉到地下的情形，將大概率發生。即便監管部門嚴厲治理，但很多轉到地下、家庭的培訓是很難查處的，如住家保姆家教、家長自助式家教等，除非家長和學生自己舉報。另外，有的家長還會親自上陣給孩子進行培訓、輔導。“雙減”的成敗，取決于能否有力疏導家長的培訓需求。